文化交流：明末清初“以儒释回”的内涵

明末清初“以儒释回”的内涵



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，不可避免地同中华传统文明发生了冲突。

对于中华文明来说，任何宗教都必须经历一个“中国化” 过程，才能在这片沃土上生存繁衍。



很多人以为儒家是一种宗教，其实儒家何尝有自己的组织、教规、仪式、庙堂、领袖？



儒家宣扬的是“君子不党不群” ，因此，儒家其实只是一种哲学、文明，不分种族、国家的指导思想，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，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
但是对于任何有组织形式的宗教，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采取监督利用的方针，如果教义学说对于统治者造成威胁，就无可避免地采取压制打击方针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，厚重坚实，从古至今，不曾断绝，虽然遇到文化大革命(文化大摧残) ，有过这种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 ，但是中华文明始终不为外来势力所左右，始终“薪传一脉、不绝于缕” ，佛教、景教、袄教、摩尼教、基督教虽然都在历史上有过一定地位，但是始终不能成为主角。

至于伊斯兰教，在盛唐时传入中国，客观上没有这样的契机，主观上更不具备这样的能量和气魄。中国的制度、文化、人民生活习惯等等都对其发展有方向性的约束力。伊斯兰教在这种条件下，特别是没有通过军事征服以及取得政权而得以传教的情况下，主动开始了一个“寻求进入中华文明的路径” ，这个路径，就是“以儒释回” 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，是一批明末清初的中华伊斯兰教教义学家。他们创造了一批华文伊斯兰教经典----“汉刻它布” ，以儒家的理论思想来宣传解释伊斯兰教，发动了这场伊斯兰教思想史上的革新运动。

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华伊斯兰教产生了两种思想潮流：主变思想和亲儒思想。



主变思想



在清初伊斯兰教教义思想中，最有价值的是其主张伊斯兰教必须因时因地有所革新，伊斯兰教应该随着历史推移而在教义、教理中注入时代精神，教义学说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。这叫做“教理之圆融” 。“教理圆融” 的关键在于引入新见解。在固守伊斯兰教之“原则” 的前提下，“年年更易” ，才能“万紫千红” ，才能如天地般之久远。



王岱舆用反面论证法说：“理不圆融机不活，空读清真万卷书。” 马注认为：即使在穆罕默德时代，“变”也是常事，“经文屡降” ，就是“圣教改弦” 。



这些教义学家告诉穆斯林，在教理、教义的灌输方面，有两点最为重要：



一是“权教” ，一是“因教” 。



“权教” 所谓“权” ，就是“变”(“权教者从其俗便”) 。“因教” 所谓“因” ，就是“变”的“方向”(“因教者因其乡文”) 。这就是说，教义、教理的传播要同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，辩证为之。犹如中医之道，热者凉之，寒者温之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。变是伊斯兰教教义中应有之义，要因时因地而变。



马注还比喻说：如果一个人长居广东，必然学会粤语；如果长居日本，必然学穿和服；伊斯兰教的教义，也应该这样适应环境。



亲儒思想



亲儒思想中，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经学家们又作了相当大的工作来阐述，目的无非是强调儒家与伊斯兰教的相似相溶性，这里面又可分为两种潮流：



1.“二教同源” 说



中华伊斯兰教教义学家认为，伊斯兰教同儒家“二教同源” 。这里所谓“同源” ，有两层意思：一是说“教理同源” ；二是说“道统同源” 。



教理同源



中华伊斯兰教教义学家们认为：伊斯兰教基本宗旨与儒家是一致的，在政治学说、社会伦理方面尤为显著。



王岱舆认为，儒家学说的根本是“忠孝” 二字，这也是伊斯兰教宗旨所在。他说：“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。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。” 对于孔孟之道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一套政治理论，王岱舆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说，对于这种理论，他不敢妄言其是非，伊斯兰教有完全相同的理念。



刘智说：他用了10余年功夫僻居山林，“百家之书” ，终于得到一条真理，那就是“天方之经同孔孟之旨。” 刘智认为，伊斯兰教“五功”(念、礼、斋、课、朝) 是儒家“五典”(仁义礼智信) 的反映。后者为“内五功” 。刘智认为，圣人立教不以方位来区分，因为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 。“圣人之教，东西同，今古一。”



根据这个原则，穆斯林遵循“天方之礼” 实际也就是遵循“先圣先王(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) 之教。” 继而，他们认为：东海圣人孔子和西海圣人穆罕默德心同道合。



<<天方正学>>的作者蓝煦说：“世人于回、儒，往往分视之，而未能参观，良由不明天方经意，以至少见多怪。岂知回、儒经书，文字虽殊，而道无不共；语言虽异，而义无不同。是以不揣固陋，于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，并注释其义焉。证集儒书所云，俾得互相理会。知回、儒两教，道本同源，初无二理。”<<清真释疑>>和<<清真释疑补辑>>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论证“伊斯兰教与儒家教理相同” 而撰写的。



道统同源



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很重视传承系列。这个传承系列就是道统。这可能与宗法制度有关，佛教传入中国，又强化了中国道统概念。



孔子曾经暗示自己上承尧舜，孟子自命道续孔子正统。唐朝韩愈有<<原道>>说，正式提出一个道统体系：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。孟子之下，当是韩愈自己。宋朱熹认为：孔孟之后应该是周(敦颐)、二程，之后，当是朱自己。这个道统的作用就在于划清界限，不属于道统内的，就是异端。韩愈作<<原道>>是为了驳斥佛道二教。所以，在中国古代来说，一旦与道统扯上关系，无异于披上了正统理论的合法外衣。



所以，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家认为：中国古籍所说昊天上帝就是真主。真主所降列圣，除穆罕默德外，还有“孔子、耶稣、释迦牟尼、老子” 等人。换言之，这个道统是这样的：子天--丑地--寅人--午初尧舜--午后孔孟--末穆罕默德--申今(清朝)-- 人物消尽。



2.互补说



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家不仅认为伊斯兰教与儒家同源，而且认为伊斯兰教可以弥补儒家之不足。他们认为，儒家有两点不足：不讲求“先天原始” ，不考究“后天归复” 。儒家只言“中” ，而不言“始” 与“末” 。但是，伊斯兰教就有关于真主如何造人、死后接受审判或者下地狱或者上天堂的说教。



他们认为，如果儒家可以吸纳这两点，那么，儒家思想就非常完备。



马安礼在<<清真释疑补辑>>里说：伊斯兰教和儒家可以“互相发明，并行不悖。” 儒家、伊斯兰教都是“正道” 。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把“正道” 昭然于天地间，让世人共同敬仰、共同遵信，最终目的是使“清真者成为儒者”、“ 儒者成为清真者” ，从而“以共同成为清真儒者也” 。果真如此，天下幸甚。